黄氏最重亲谊，习惯以《认亲诗》为识别凭证。《认亲诗》起源于战国时春申君黄歇的楚歌《送子行》，后经过黄霸、黄琬之家属多次修改，到唐末、五代时的黄氏。在后裔中广泛流传。峭山各支派的后裔，为了识别其本支的宗亲，又分别进行个别词、句的修改．形成今日全国以及海外后裔中出现60种以上，内容基本相同．而个别词、句有异的《认亲诗》，现将其起源及发展的情况，介绍如下：
战国楚考烈王25年(公元前237年)，春申君黄歇，修《黄氏族谱》准备分发给各子女，适值门客朱英来密告，说李园阴蓄死士欲谋杀相国，而黄歇却以“李园弱人也，仆又善之，且何置此”为对，朱英知言不用，恐祸其身，乃逃去。朱英之逃，使黄歇略有所警，乃于《谱》后，加一楚歌《送子行》以为分居各地之诸子留作纪念。公元前72年，黄霸任丞相长史，与尚书夏侯胜犯忤旨“不立武帝庙”，遭连坐下狱，其夫人巫氏，恐累及儿孙，将黄歇之楚歌《送子行》改为七律(认亲诗)付诸儿，作日后认亲之凭证。黄霸为西汉淮阳阳夏人，以“阳夏儿郎总炽昌”为本支后裔认亲之私记。黄琬于东汉献帝时，任司徒升太尉，与司徒王允合谋诛董卓，后为董卓余党李催、郭汜所害，夫人赵氏“泪喝诸子逃生”，将黄歇之楚歌《送子行》改为七律《认亲诗》。黄琬字子琰，“琰”字拆开为“炎王”，赵夫人以“炎王儿孙永炽昌”为本支识别宗亲之私记．赵夫人还在诗外另加“逃难四止”。即；遇水则止；遇滩则止；遇镇则止；遇亲则止。盖水为活命之源，有水可活命；滩可开垦种植，产粮、菜以维生；市镇可佣工或贩卖以谋生；黄氏重亲谊，遇亲可求援助以谋生也。2.“道隆公（建安年代）黄道隆留《认亲诗》于惠安锦田……改了巫妣和歇祖的几个字留给其庶子黄桐。”另据《中湘黄氏四修族谱》（1866年修）、《中湘黄氏五修族谱》（1886年修）记载：东晋徐州刺史黄峭，字肖山。因孙恩作乱，八郡皆恩所据，当时盗贼蜂起，人情危懼，公不敢离任，但命厥子各走四方避难，且欲择胜地为家世焉，离别时作诗八句，以勉之。隋炀帝杨广继位，残害忠良。黄隆多次忠言进谏。炀帝贪逸暴政，造龙舟下扬州看琼花，工程庞大，百姓受残。炀帝无道，硝山公与众子再次直言上谏，炀帝不纳谏，以谏犯忌，炀帝龙颜大怒。事隔多日炀帝设宴约见硝山公。硝山公与 众子商谈："帝本次纳我并非只是参宴那么简单，恐有害我之意，帝非明君，岂可苦谏，如果我九月九日未回，尔等兄弟立带我黄氏子孙携眷属分散逃离。夫在此留诗八句以作儿孙会亲认祖之隐语。黄守恭，居福建泉州，经商大发，置田千顷，喜济困斋憎，时舍地建泉州开元寺，匡护禅师建议：“欲子孙昌炽，应使其各自外出，自谋发展，莫使其株守泉州。” 守恭遣诸子时，改黄琬夫人赵氏之《认亲诗》中之第七、八句。邵武之峭山公，于后周广顺元年(公元951年)遣18子开拓南疆，临行时，订正黄歇以下之《认亲诗》，以“漫云富贵由天定，三七男儿当自强”为后裔认亲之依据。黄潜善，南宋时曾任一年又十个月的宰相，受忠君爱国思想的指导，忠实地执行了宋高宗的错误政治路线，被高宗推出作替罪羔羊，一贬再眨，直至贬为峙南戍卒，其夫人梁氏恐累及儿孙，也学黄琬夫人赶氏，修改峭山之《遣子诗》中之七、八句，以作本支后裔认亲之私记。 此外，据云至今黄姓的“认亲诗”已有六十多种，但总是大同小异，只作个别字词的变动。它并非黄姓中某一支系的“专利”。我们可以认知：“八句诗”可以看成是黄氏祖辈的集体创作。是黄氏族人区别于他姓的共同标志，是黄氏族人共同的精神符号，无形图腾。也可从中的字的不同找到自已支派的原始‘胎记’。因此不必过分考究于它的原创与‘专利’。纵然，认祖诗认到了我们的黄家支脉，却更能激发天下黄氏是一家的和睦和亲情。
